产后抑郁障碍影响了10%-15%的产妇(O，Hara和Swain，1996)。产后和一个月的抑郁障碍月发病率3倍于非生产的妇女(Cox等，1993)。尽管，在分娩风俗和仪式上有很大的文化方面的不同(Kumar，1994)，然而，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发病率是类似的。因此，产后抑郁障碍是最常见的并发症，这对孕妇、她的家庭及抚养孩子有潜在的长期严重的不利的影响。然而，高于50%的产后抑郁障碍的病例没被发现(Briscoe， 1986)。
心理社会因素是产后抑郁障碍的重要的相关因素。早期父母关系问题，婚姻问题、不良的生活事件、家族中或个人抑郁障碍病史、产后抑郁障碍和对妊娠的矛盾心理都是最常见的伴发因素(Kumar， 1994)。
文化可以是特殊的危险因素。例如，在印度文化中，生男孩的欲望如此强烈，产后出现抑郁障碍的机率生女孩比生男孩要后要常见(Guzder和Meenakshi，1991)。
社会文化因素可能影响了产后抑郁障碍的诊断和病期;然而，不管文化背景如何，没有家庭支持的孤立的母亲是抑郁障碍发生的危险因素(Cox，1996)。
临床特征
产后抑郁障碍在症状、病程、病期和结局与临床上明显的非精神病性抑郁障碍类同。如在其他抑郁障碍中一样，文化因素可影响症状及其表达。
一项比较当地白种人母亲和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亚洲移民的研究显示，她们的躯体和心理症状没有不同。然而，当检查向内科医生咨询的原因时，发现亚洲母亲仅仅因躯体症状咨询，而白种人母亲更可能因为心境低落(Upadhaya等，1989)。
不管原因如何，抑郁症的母亲不能有效地照顾婴儿，对婴儿健康过分关心或因她无法应付而感自罪。婴儿的行为困难或不能健壮成长可以是母亲抑郁障碍的第一个指征。有严重抑郁障碍的母亲可能有伤害自己或婴儿的危险。
产后抑郁障碍可破坏婚姻关系，导致配偶心理健康的损害(Ballard和Davies， 1996)。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显示，母亲的抑郁障碍对婴儿有不良影响，包括损害认知功能，情感联络困难和行为问题。4岁时即可看到认知功能发展的缺陷，尤其是那些处于较低社会经济背境中的有抑郁障碍的母亲所生的男孩子(Murray和Cooper， 1997)。
治疗
对所有的甲状腺抗体阳性的抑郁症状增加的妇女，进行长达8个月的产后随访，强化了甲状腺功能紊乱与早期发病的产后抑郁障碍之间的联系(Harris等，1992)。尽管，在产后抑郁障碍治疗中，雌激素优于安慰剂(Gregoire等，1996)，但无证据表明，患该病的妇女有孕酮和雌激素的缺乏。因此对产后抑郁症病人进行甲状腺功能的检查是有用的。经常需要保证和支持与抑郁障碍相关的社会问题(如住房或婚姻困难)，也应提到。
许多严重的非产褥期抑郁障碍，可能需要使用抗抑郁剂，如果使用老药TCAs，还可以继续哺乳。初步研究提示，经皮雌激素治疗也可有效治疗严重病例(Gregoire 等，1996)。随机对照试验提示，SSRIs治疗产后抑郁障碍是有效的(Appleby等，1997);然而，针对哺乳的妇女的经验很少(Yoshida 和Kumar，1996)。哺乳妇女不应服用锂盐。
按照Appleby等(1997)的观点，在产后妇女治疗中，认知行为治疗同氟西汀一样有效。ECT可用于重性、精神病性抑郁障碍。
患严重抑郁障碍并有伤害婴儿及自身危险的妇女，需要的家庭和健康机构额外地支持，可能需要入院。有些国家有母婴病房，以确保加强母婴沟通和婴儿安全;虽然，还未被无经验所证明，但这些病房可能改善母婴的预后。
大部分产后抑郁障碍是自限的，但也是应该治疗的。纵轴的研究显示，在孩子1岁生日时，大约1/4的患病母亲仍然有抑郁(Kumar和Robson，1984)。
预防
与生产及产后时期一样，产前妇女应接受感情支持性的治疗(Holden，1994)，集中于准备和适应新生儿实用性建议的产前指导，可减少产后6-8周产妇经历的情绪混乱(Gordon和Gordon，1960)。
近来的对照研究并没发现在患有对产后抑郁障碍易感的妇女，被随机分到可得到额外产前支持的小组，与只得到通常产前照料的对照组之间在结局上的任何差别(Stamp等，1995)。目前证据提示，为预防产后抑郁障碍，在产前、围产期、产后，提供实用的信息支持及情感支持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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